我讲的题目是“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首先声明一点，我讲的产业政策有严格的定义，就是指对产业和企业的歧视性、差别性对待，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另外，我今天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指其目的在于提升技术进步和推动创新的产业政策，政府宏观调控、稳定就业、收入再分配或者地区平衡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不在我今天的讨论范围。
产业政策的认识论误区
说到产业政策，目前有个认识论误区，就是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有能力预测，否则也就不需产业政策了。但我们确实假定，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比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或企业家，他们知道技术进步的前景、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并且能就这样一个前景和产业蓝图达成共识。我们以为，基于这种共识的产业政策是科学的，因而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要知道，聪明人也会犯大错误。举一个例子，爱迪生很聪明，既是伟大的发明家，更是杰出的企业家，但他曾犯过两个大的预测错误。第一个预测错误是，在所谓的“交直大战”中，他预测直流电会赢，交流电没有前途，甚至采取了一些被人不齿的下作手段诋毁交流电，但最后交流电还是赢了，连他自己的通用电力公司也从直流电转换到交流电。第二个预测错误是，在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竞争中，他赌电动车会赢，实际上他也错了，燃油车赢了，他在电动车上的投资血本无归。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委托他制定产业政策。
为什么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会预测失误？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来自创新的独一无二，就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没有概率分布，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做出决断。但是不同人的判断在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对谁错，只有事后才能证明。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第三，创新的成败依赖于互补和竞争性的一些技术，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创新的不确定性
让我对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分别加以解释。
第一，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一种创新在技术上是否行得通，事前是不清楚的。举个例子，230多年前，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提出用铁制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他提出这个观点时，99.9%的人反对，他被认为得了“疯狂病”，人们给他起了个“铁疯子”的绰号。
100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比空气重的东西要飘在空气上，这是不是可行？当时的知识下，也是不确定的。二战期间，美国要研制核武器。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这在当时也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才说这是可能的。
同样，最近的例子iPhone手机，当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时，这个技术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都不看好。微软的技术人员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用手写笔或键盘这样的平板电脑技术。
第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一个东西即便证明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商业上成功与否仍然是不确定的。爱迪生最初发明电力照明系统时，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电力照明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同样，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速度非常快，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在商业上失败了。
最近我们看到，空客公司生产的A380巨无霸客机，技术上没有问题，而且已经有一百多架在运营，但空客还是决定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他被赶下台，就栽在“麦金塔”电脑上。这款乔布斯最得意的产品卖得很不好，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和否决。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一个原因是，创新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改进。所以我们看到，计算机从大型机到微型机，再到个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再到智能手机，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看到新产品的商业前景。
第三、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我特别讲一下互补性技术，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第一例子是前面提到的交直大战，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后来变压器的发明，这是爱迪生没有想到的。有了变压器，上万伏的高压交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消耗很低。如果没有变压器的发明，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困难。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发明对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发明激光之后，连他们自己的专利律师都不主张去申请专利，因为这个技术对于AT&T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呢？1970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与高透明玻璃结合，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光纤，由此替代了原来的铜线电缆，使得数字传输成为可能，才有了互联网通讯。如果没有玻璃技术的创新，激光的商业价值就大打折扣。今天激光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无处不在了，连我们讲课都离不开激光笔，更不用说各种医疗诊断和手术了。
100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发动机的进步，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难。但这些进步爱迪生当时没有预料到。
第四、制度和文化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一定会使得一些利益群体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技术史专家斯密斯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每一个创新都诞生在不友好的社会，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所以创新非常难。
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是蒸汽汽车。蒸汽汽车的发明比著名的雨山火车试验还要早，最初在商业运营上也比较成功，英国土地上出现了数十家蒸汽汽车公司。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包括马车业主、出售橡木和出租马厩的人、公路信托人、马的饲养者、与道路相邻的农场主，以及新出现的铁路公司的反对。这些既得利益者向英国国会游说，指控蒸汽车不安全，锅炉容易爆炸，车轮破坏公路，惊吓行人和马，如此等等。最后，英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红旗法案》，要求必须有一个行人在蒸汽车前方100码打着小红旗行走，以警告其他行人和车辆。这样，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行人步行的速度，蒸汽车运营公司都破产了。
产业政策的悖论和自我证成
以上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但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不可预测，没有共识。反过来，如果一个创新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那说明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
同样，我们可以讲，一项新技术或创新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大部分认为前途光明、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没有必要专门出台产业政策鼓励了。
这一点也意味着，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了。有人说，尽管产业政策可能不适用于创新，但对扶植传统产业是可行的，因为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我们是能看清的。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这样的产业，企业家比政府官员看得更清楚。比如说，李书福早就看出了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但政府政策阻止了他及时投入汽车产业。如果没有政府汽车产业政策设置的障碍，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会比现在成功得多。
我们必须谨防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一种政策好像证明自己是成功的，其实可能是不对的。比如说，设想政府要鼓励养狐狸，养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廉价土地、优惠信贷，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所有经营狐狸的商家也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和税费减免；吃狐狸肉、穿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价格补助；任何人要养其他动物（如猪羊牛），或者吃其他动物的肉，都必须同时饲养或消费一定量的狐狸；等等。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得很兴旺。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出台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养了非狐狸的动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狐狸产业肯定能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养殖产业。但是，这不能证明这个狐狸产业政策是对的。这就是我讲的产业政策自我证成，但不能证明它是对的。
我讲这个比喻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新能源汽车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发展很快。如果政府以后再用法律形式，规定比如说2030年之后不再允许使用燃油车，只能使用电动车，到那个时候燃油车会被彻底淘汰，电动车就会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这不能证明鼓励电动车的产业政策就是对的。用产业政策消灭其他可选项是非常危险的。
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的竞争，最后燃油车成功了，这是靠市场的成功。过去一百年，燃油车的效率提高了八倍。发动机每瓦特功率的重量1885年是270克（奥托发动机），2002年已降到1克。相比之下，电动车效率的提升要慢得多。今天或今后的新技术变化也可能使电动车完全替代燃油车，但这要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政府说了算。政府的政策也许消灭的是更有潜力的技术。燃油车本身的进步潜力仍然非常大。我们只能留给市场来奖励或惩罚谁，而不是由政府做这样的奖惩。
创新需要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什么市场说了算比政府说了算好？简单说，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政府是集中决策，搞得是一锤子买卖。
有人问，市场就不犯错误吗？市场当然会犯错误，任何体制下都会犯错误，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它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是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挑毛病纠正错误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决策失误，但是最后经过竞争，适者生存，留存下来的就是有生命力的技术和产业。
相反，计划经济下出现的错误，谁来纠正呢？没有人。犯错误的人、做出错误决策的人自己不会纠正错误，因为纠正错误有失脸面，丢人。其他人也不可能纠正错误，因为你纠正错误就是得罪人，自己也得不到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下犯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小错误变成了大错误。事实上，对政府官员来说，理性的做法是掩盖错误。原来计划一百万投资做成的事，最后投入十个亿，证明自己成功了，其实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最后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让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要想真正推动社会的创新，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技术和产品，而不是用产业政策扶植这个、抑制那个。
任何阻碍企业家自由选择、误导企业家判断的政策，都不利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