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迹象频现时，李伟又将关注点放在国家政策、公共管理与商业的微妙联系上。在去年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下称IHED）带团队访华时，负责国际项目的他主导了两家机构在MBA项目上的合作。
IHED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盛名，曾培养出科菲·安南等优秀政治家。两者合作也有战略互补的意思。过往的商学院教育往往仅聚焦于商业策略和运营等能力的培养，忽略企业管理者对国际局势和政策的把握。但忽略政策可能让企业、尤其是出海企业面临生存考验。
在复杂环境下，中国的商学院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与30年前长江商学院成立时不同， 有着硕士及以上文凭的管理者们增多，旨在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商科学位的EMBA市场需求则在下降。
李伟认为，未来商科教育会在针对年轻管理层的MBA项目上看到更多发展，想要自我提升或想转行的年轻人可以通过MBA转换职业赛道，创业者也需要商科教育打基础。而对于这一常态，“前路怎么走“将是国内商学院们不得不思考的难题。
界面新闻：一提到长江商学院大家会想到EMBA，这一模式也引起国内其它商院的模仿。从成立背景上来讲，您认为长江商院踩到哪些风口？
李伟：一个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在此前，中国经济一直是分割的。加入WTO之后，限制商品、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条条框框被拆除，重塑了国内的营商环境，经济市场变得统一。国内做生意变得更容易了，企业自然多起来，对商科教育需求上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江商学院成立了。
但在国内想要办好商学院，必须和海外商学院竞争，如果采用同样模式，很难有吸引力。毕竟国内对“洋学位“认可度更高。长江商学院的模式则完全跳脱出来，可以说是扬长避短式的创办了EMBA项目。
国内同行很快就学到了，现在中国EMBA项目的数量远超过MBA，但这种模式在西方几乎找不到。像是在美国，企业高管几乎都有商科背景，不会再选择去读EMBA。
不过虽然EMBA在中国非常成功，但未来还是会回归MBA这类传统商科教育上。现在有本科和硕士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EMBA学历的需求已不是很旺盛。但MBA不同，所以现在各学校都在考虑未来教育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界面新闻：30年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很多外企进入中国，一定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但现在国际上却在谈全球经济与中国脱钩。您如何看待这种论调呢？
李伟：长江商学院成立时，正好外企扎堆进中国。两类原因驱使他们，一些企业是将中国视作生产基地，其产品几乎不在中国销售，都是出口海外；另一种是看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但因为中国关税高，进口成本大，于是直接在这里建厂销售。包括美国通用当年在上海浦东办厂，大众在上海创办了一汽等都属于这类。其模式很简单，企业将零部件运过来，然后在国内组装，目标是将汽车卖到中国。此后才将产业链延伸，将零部件也交给国内厂商制造，产品主要销往国内。苹果手机则是两种模式的结合。刚开始是在中国建代工厂，后来将中国培养成它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经过和外企很多年磨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国人收入提高，也很少有消费品公司不将中国视作重要市场。所以，全球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不现实，除非我们在所有外交事务上，处理得都很糟糕。
另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全球其它国家，“去中国化”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有人觉得可以找其它国家替代，这是低估了中国的作用。我们有13亿人口，高等教育水平很高。我们能占据重要地位不只是因为人力成本低，还有我们能有专业技术人员以高效率完成企业目标。所以“去中国化”不仅不现实，且成本高。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应对，但也不需要提心吊胆。
界面新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要注意些什么？商学院能提供什么帮助？
李伟：刚刚说我们不用过分担心，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要避免产业转移自然发生。因为经济性的产业转移可能是永久的，政治因素反倒是短期的。重要一点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
大家工资上涨是好事儿，这部分不能省，但有些成本需要省。我们接触很多国内的中小企会抱怨现在用地成本很高，甚至高出现有收入水平。而这部分成本高并不是因为用地少，而是制度原因。不要将土地作为衡量地方财政的指标，这一点需要尽快扭转。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也要从成本和效率这两方面考虑。比如开拓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轻资产运营等，减少办公用地、生产设备和厂房。
在这种情况下，商学院还能做什么，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不是咨询公司，能为企业提供咨询方案固然是好，但商学院不会为赶时髦而跟风。能沉下心来做一些有长远意义的研究，能为学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为他们管理水平赋能，这点更重要。
界面新闻：在疫情之前，出海是很多企业的目标，商学院也会将此作为重点研究，现在环境下，是否意味着企业应该改变计划？
李伟：对于出海企业，可能要转换思路，一个是要避免和海外对手同质化竞争，另外是要尊重目标市场的政策和环境。字节跳动这种就是很新型的出海模式，在海外收购Tik Tok反倒成就了抖音。这种出海更像是一个年轻的海外公司在本地市场拓展业务，渗透作用更为明显。
界面新闻：那这意味要出海企业要弱化“中国”标签？
李伟：没有必要，但一定要注重个人隐私和当地法律法规。作为公司应该将数据分割，做本地化储存，并按当地的法律法规之内处理数据，这个过程也要做到公开。
界面新闻：商学院国际化项目是否也该调整呢？
李伟：以前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更多是研究市场环境，当地需求，现在变成研究当地政策环境，我们在设计MBA项目时也会参考这点。
以前，对国家政策的研究的确是在商科教育中有所缺乏。在全球化浪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大家都认为“国家”这一概念不重要，“公司”才是最重要。但现在，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国家政策等将对未来企业影响深远。企业家既要了解政策在目标国家的产生历史，还要知道其对本地商业影响，更要能很快分析自己企业的应对措施，并维系良好国际体系。
作为商学院，虽然研究国家政策并不是我们的强项，但国际合作能为提供助益。未来MBA教育要培养管理者在各领域有所涉猎，他未来可能不会是政策分析专家，但一定要深谙其理。
疫情影响下，很多社会问题较之前更为突出，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挑战是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共同解决。
界面新闻：现在全球经济情况都不景气，您判断商学院是会受益还是受损呢？
李伟：商科教育往往是与经济环境逆向发展。我在美国任教时情况就是如此，经济衰退时，我们的招生会非常好。但经济好时，录取情况就不稳定。经常会有拿到通知书的学生临到开学前才会告诉我们来不了，因为被硅谷公司录取了，这些都是真实案例。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和杜克大学受影响还比较小，但斯坦福大学就受严重波及。硅谷公司似乎还有一套奇怪的招人理论，如果这人被斯坦福大学商院录取了，那么他可能就是我想要招的人。
商学院对职场人士的职业发展帮助是肉眼可见的，它也会吸引一批有闯劲的人。从这层意义上讲，商学院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人才筛选的过滤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会有想冒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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