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交大安泰1995级MBA校友
交大安泰MBA校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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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未去，未来已来。过去的2018年，可说是意料之外，不堪回首，伴随2018年的投影和余悸，跨入2019年，许多专家和机构的预判是“不确定性”，而且是“从不确定到更加不确定”。不确定性未必是坏事，反而有无限可能。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可谓冰火两重天。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正面临多维度的深刻转型，我们体质还不够强健，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唯有在与经济总量规模量级相当的领域落子，推进结构性大改革才能真正见效。
中国经济的四大“新红利”
经历近年的经济困局，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大致经历了四次比较困难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低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最后是目前正在经历的困难。旧地图不能发现新大陆。我们需要真正的改革和创新，这才是打开新时代最好的方式。
笔者预判未来我国经济还有四大新的红利：
第一是市场红利。我国作为13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拥有全球规模最大、超过4亿人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和成长性的消费市场。目前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8年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我国作为大国经济，城市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动力并未衰减。
第二是制度红利。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将释放巨大制度红利，当前是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从放管服改革到政府职能转变，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领域改革到发展自贸区等，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必将全面释放制度红利。且不说全面深化改革，单是国资国企改革真刀真枪动起来，我国经济再次起飞就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是资本红利。研究市场资金情况，要认清两类流动性：一是央行流动性。这是增量的流动性，主要看货币政策。随着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尽管我国为了刺激经济，仍在设法释放流动性，但空间有限，已经回不到从前的宽松局面；二是存量流动性。全球范围看，存量流动性泛滥是一个显著现象，这从过去十年美国资本市场长期牛市可见一斑。再看国内，当前同样处于资金过剩时代。2018年我国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82.5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77.52万亿元。特别是居民储蓄达70万亿元之巨，居民储蓄率45.84%，居于世界前列。
真正的大头还是量大面广的国资国企。据财政部统计，2017年包括国有企业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内，全国国有资产总额为454.5万亿元，负债总额345.3万亿元，权益总额达109.2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的资产总额为183.5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其中央企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16.2万亿元，地方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34.1万亿元。如此庞大的体量，其实就是我国经济非常雄厚的长期资本。
第四是创新红利。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之国际贸易摩擦的外部严峻挑战，也在催化我国政府及企业更加注重核心技术研发和科技投入。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创新可望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未来我国科技红利和工程师红利厚积薄发值得期待。
我国呼唤史诗级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什么叫史诗级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目前经济总量（GDP）刚刚突破90万亿元。无论70万亿元居民储蓄，还是体量庞大的国资总量，这两块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效率，必将对我国经济总量产生相当可观的当量冲击，形成蔚为壮观的资本红利。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而言，短中期主要看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长期增长往往取决于供给侧。供给侧也有“三驾马车”，分别是劳动（人口）、资本（包括土地）与技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或是增加要素投入，或是提高全要素的使用效率。看一下我国供给侧“三驾马车”的情况：
劳动方面，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已经颇为严峻，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是1952年以来的最低值。我国要努力延长人口红利并提高质量，除了放开二孩、延长退休，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并通过新型城镇化让更多农民成为产业大军。
技术方面，我国需要刻不容缓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不过，这些改革举措见效需要时间，也有一个过程。
这样盘点下来，可望马上点燃中国经济引擎的就只有发力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而资本端当中的土地，已经支撑我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繁荣，土地财政发挥到了极致，再发力只有转向广袤的农村。农村土地流转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潜力巨大，但也只能部分替代或对冲城市土地财政的滑落。
土地之外，当前我国资本端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首先，从存在形态上看，资金较为充裕，但资本相对不足。中国目前拥有规模庞大的本外币存款和居民储蓄，不差钱，首次进入资金过剩的时代，但是权益资本相对薄弱。
其次是权益资本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人认为我国经济缺乏长期资本。就我看来，我国长期资本虽不充裕，但总体上并不短缺，关键是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资本过剩，创新资本严重稀缺。当前的产能过剩，实质上是所在传统行业的资本过剩；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资本构成比例严重失衡。
当下引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局的战略抉择就是从资本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大改革，围绕长期资本形成机制和创新资本积累机制来推进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切实提升资本效率，创造巨大的制度资本红利。当中关键是发力资本市场，挖掘国资国企和居民储蓄这两座“金山”，推动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同时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变。这是当前我国见效最快，又可持续发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企改革：探路国企资本化时代
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国资国企改革有利于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培育壮大市场竞争主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突出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以管资本为主。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针对企业层面，管资本则涉及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最终目的都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当前国企资本化改革的大幕已经开启，且明显提速。2018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404家企业入选“双百企业”。2018年12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新增11家央企试点，这样央企二类公司从原来10家试点企业扩容到21家，未来还将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多项改革。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发改委宣布，今年会有100家以上的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堪称国企资本化改革的探路先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真正以管资本为主的混改，具有风向标意义：股权结构上，联通集团名义上是第一大股东，但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加总超过联通集团；员工持股价格远低于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公司治理也非常市场化，董事会13名成员中，联通集团只有3席，战略投资者5席，外部独立董事5席。
国企资本化改革本质上是价值链的全程运作，通过持续资本深化和有序进退，一方面不断提升国有资本价值，获得资本增值；另一方面发挥国有资本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比如一家国企，改革之初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建立高度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还可以引入职业经理人，探索经营团队和员工持股，激发经营活力。随着企业的发展，要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彻底让市场化机制在企业经营中起决定作用。条件成熟的，可以通过IPO等途径实现证券化，创造更大资本增值。
国企资本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国资基金化运作则是国企资本化重要的实现路径，是扩充我国经济权益资本的重要途径。
基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金融工具，是充实我国经济权益资本、股本金的创新金融安排，有利于加快构建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和创新资本积累机制。基金在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双创，以及去杠杆当中，有着其他金融工具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过去几年国内很多民营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但我们在做民营上市公司纾困时发现，集成电路行业的上市公司普遍不需要纾困。了解下来，业内俗称“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起了大作用。工信部于2014年10月设立的大基金，一期规模1387亿元基本投资完毕，几乎所有国内集成电路行业上市公司都投了个遍，成为这些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其实也成了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守护神”。
可以预计，未来私募基金行业的第一方阵，将主要集中在国资或政府背景基金、金融机构背景基金、市场化的头部基金、外资基金等。
作为一个新物种，国资或政府背景航母级基金部落的出现，势必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原住民”——原生态的市场基金带来各种冲击，并正在引发整个私募基金行业格局和生态的重大变化，反映在募资渠道、投资者构成、资产配置策略、退出安排及路径等方面。
当然，我国基金行业也需要与时俱进，突破不必要的限制，敞开胸怀拥抱国资基金化运作。
我坚信，只要我国启动史诗级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大改革，并辅之以坚决的落地实施，就完全可以迈过脚下的坎，爬过眼前的坡，成功闯关经济大考。总之，我对中国未来保持乐观，坚持看多、做多中国。中国的明天值得加仓，甚至重仓。
021-8016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