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199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那时候我们重新学习经济研究范式，我们系统地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引入国内。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他们都在规范地使用这种范式研究中国问题。相应的，我们的经济学论文不论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获得很大进步。我们具有了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
但现在经济学遇到了挑战，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国外的经济学界都做了很多反思，全球经济体系、全球化这样的大问题，为什么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涉及到？
在国内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中国有很多问题很难用现有的范式来解释，如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用现代经济学解释？我们还有很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使用数据和经验数据时缺乏系统性，对基本的经济事实缺乏整理和认识，这也很容易让外界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质疑。
但是大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质疑、批评或者反思时，更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思路：既然经济学出了这么多问题，我们要换一个研究范式，或者换一个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想法让人担忧，我们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才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国际通行研究语言和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形成了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如果因为遇到问题，轻易地上升到对范式的挑战，对研究方法的挑战，这有点可惜。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范式选择的问题，因为现有范式可以突破，如果我们基于大量的研究成果，到了关键节点发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突破研究范式。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范式选择的问题，因为现有范式可以突破，如果我们基于大量的研究成果，到了关键节点发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突破研究范式。
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研究严重不足，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重要问题的系统研究。这里有许多原因，比如研究者自身对重大问题认知不足；也有发表导向的问题，为了论文发表，就很容易选择一些从期刊文献中来，到期刊文献中去的问题。
我们应对挑战，要坚持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坚持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理念，更多地去研究对中国经济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一定要问题导向，把问题研究透。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会带来很多启示，另一方面也可以回答那些对经济学研究价值的质疑。
我们前段时间在做一个课题，梳理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的发展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构性挑战？研究过程中发现，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第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研究。
譬如我们缺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测算，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里是怎样分布的？这些都是涉及中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问题，但我们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通过研究整理出来。
再比如对金融发展的认知。在“十三五”期间大家觉得金融附加值的GDP占比越大越好。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把金融的GDP占比作为重要政策目标。事实证明，金融不是越多越好，金融资产规模的急速上升如果源于债务驱动，这样的金融反而会带来更大风险。我们需要的是好金融，好金融越多越好。但是，如何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把好金融跟坏金融分辨出来，把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区隔开来？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没有系统和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很容易形成错判，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政策效果。
再比如对金融发展的认知。在“十三五”期间大家觉得金融附加值的GDP占比越大越好。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把金融的GDP占比作为重要政策目标。事实证明，金融不是越多越好，金融资产规模的急速上升如果源于债务驱动，这样的金融反而会带来更大风险。我们需要的是好金融，好金融越多越好。但是，如何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把好金融跟坏金融分辨出来，把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区隔开来？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没有系统和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很容易形成错判，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政策效果。
一句话，经济学研究现在遇到的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该警惕二元对立的思维。不要轻易去推翻科学理性的研究范式，我们缺的是问题导向性。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与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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