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2019年5月25日至2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联合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科技变革、中美贸易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讨会，旨在了解当前有关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影响的前言研究，特别聚焦分析中美贸易对美国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次研讨会共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性别差异”、“贸易竞争与商业策略”、“全球供应链”、“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及科技变革”以及“产权、政治经济学及贸易”六大专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余淼杰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来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Sudipta Sarangi教授、Suqin GE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盛柳刚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多个学校的硕博研究生专程参加本次会议。
5月25日上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做开场致辞，并就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随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Sudipta Sarangi教授分别代表国发院和JEBO主办方欢迎来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
随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Sudipta Sarangi教授分别代表国发院和JEBO主办方欢迎来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
第一个专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张轶凡教授运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对于那些在可贸易部门工作的、或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而言，在关税较低时进入劳动力市场会使得其前几年的工资水平下降，而且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六至十年。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林发勤教授发现，2001年入市后中国的出口增长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特别的，出口的增长让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减少了2个月，但让那些受到过高中教育及以上青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个月，并且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导致的。
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性别差异”。来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Suqin GE教授运用工业机器人数据研究了其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她们发现，工业机器人对于女性劳动力的互补效应比对男性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强。因此，根据她们的估计，每千名工人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每增加一台，性别工资差距会减少0.3个百分点。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Seung Hoon Lee教授运用美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发现（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缓和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失衡。但是，实证结果也表明，这种工资与劳动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较小是由于男性工人表现不佳，而不是由于女性工人的改善。在受到贸易影响较大的核心都市区，男性工人的工资和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而女性工人的变化较小。同时，他们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增加了美国女性工人对兼职工作的依赖程度，同时在那些受到贸易自由化影响较大的区域，她们缩短了相应的工作时间。因此，较低的性别差异可能并不代表贸易给女性带来福利的提升。此外，他们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对非裔美国女性的影响比对美国白人的影响更大。
第三个专场的主题为“贸易竞争与商业策略”。来自犹他大学的Mu-Jeung Yang教授运用加拿大公司相关数据发现了“竞争失败风险”的实证证据。“竞争失败风险”是指在竞争中破产的可能性。他们发现，采用流程创新策略的公司在事后通常有更高的利润水平，但是退出市场的事前概率也更高。相反，采用产品创新策略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事后利润，且退出市场的事前概率也没有明显的提升。最后，他们认为，幸存的创新者具有更高的利润是对其风险的补偿。来自北京大学国发院的余淼杰教授利用进口关税下降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加剧程度，出口关税的下降来衡量市场扩张程度，发现本国进口关税的下降会本国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而外国关税下降时，本国企业中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会增加出口产品种类，管理效率低的企业会减少出口产品种类。
第四个专场的主题为“全球供应链”。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盛柳刚教授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分析了其对中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劳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公司是否更加喜欢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是否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盛柳刚教授首先展示了月度实际工资的变化图，发现中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等其他国家。其次，他发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上升。在基础上，他建立了两部门模型，并将出口分为本土出口及跨国企业出口两部分进行分别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跨国企业的影响更大。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跨国企业更多的选择不再中国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来自雪城大学的Mengxiao Liu运用企业金融和专利数据，发现在质量导向型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会更愿意建立更加复杂的生产网络。而在成本导向型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只愿意拥有一个较小的生产网络。
第五个专场是“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及科技变革”。来自北京大学的Xin Tian通过比较中国加入WTO 前后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碳排放的变化来研究“污染避风港效应”。首先，他们研究了各部门的出口增长情况，并计算了主要部门的碳足迹。他们的分析表明，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入世后引领出口增长。他们对碳足迹的计算也表明，这些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碳排放较其他部门高的多。最后，他们通过增长核算，了解了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他们发现，用碳排放量来衡量的环境因素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在入世之后增长更迅速，而资本的贡献则出现了下降，劳动力的贡献则不显著。总体而言，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了环境要素的价格，促使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更多由TFP来驱动。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Kang Zhou利用美国给予中国PNTR（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这一事件作为政策冲击，检验出口目的地对产品质量的评估是如何影响出口国（中国）的技术利用水平以及区域高技能工人的流动。他们发现，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时，会刺激当地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提升，并且会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工前往当地就业。此外，他们发现，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时，会显著提升当地的教育溢价，由此带动高技能人才就业人数的上升。这些发现表明，南北贸易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升级和地区间高技能劳工流动的现象。来自人民大学的赵忠教授利用了中国普查数据，研究了自动化对中国劳动力结构影响。
第六个专场为“产权、政治经济学及贸易”。来自暨南大学的Jie Li利用物权法实施作为自然试验，发现，在法律颁布之后，公司的出口质量会提升管。对于非国有、私营部门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公司，或专门从事中低收入国家贸易的公司，这种积极作用更加明显。来自神户大学的Laixun Zhao教授研究了国际冲突如何影响国际贸易。他们发现，政治冲突一般会减少中国的进口，但不会减少资本货物的进口。具体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减少，主要表现为普通贸易而非加工贸易上；其次，与传统观点相反，国有企业（SOEs）实际上增加了资本品的进口，尽管它们减少了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第三，冲突减少了来自非邻国而非邻国的进口，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关系，即，邻居之间出现“政治冷漠但经济温暖”的现象; 最后，冲突通过减少从民主国家而非非民主国家的进口来减少贸易转移，并减少从经合组织而非非经合组织国家的进口。
会议的最后，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余淼杰教授对所有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Sudipta Sarangi教授祝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再次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的努辛勤付出。
021-8016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