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授指出中国和欧洲在早期均孕育了金融的源流，但在中国证券和其他金融市场直到19世纪洋务运动、即欧洲人到来之后，才开始发展，而欧洲在13世纪的威尼斯、弗洛伦萨等就推出了城邦政府公债证券，开启大众证券市场的发展史。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分流？一般来说，金融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书面语言和数字体系；足够发达的金融数学；执行跨期合约的法治框架。中国早已满足前两个条件，但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执行跨期合约的法治框架。正如Greif & Tabellini所提到的一样“至少在过去一千年里，宗族是中国人实现人际跨期合作的最主要方式，而欧洲则以‘法人公司’实现跨期合作”。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西跨期合作的分道扬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一千年里。人类应对风险的主要方法，不同的社会选择了不同的模式，传统儒家的理念只基于家族的非正式保险。儒家根据辈分、血亲、名分决定权力等级和家族秩序，从而保障跨期合作的执行。虽然名分等级秩序限制了个人自由选择权，但儒家文化把人际互助、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也将资源配置安排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降低，大大增加了儒家“家族”成员之间跨期交易的可靠性。
那么儒家对跨期风险的安排是否有效？陈教授介绍了其与合作者的最新研究：儒家思想是否阻碍了金融发展？基本假说为“受儒家强烈影响的地区，其金融发展较弱”。通过收集孔庙和家谱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儒家文化强度大小，使用1927年地区现代银行数、CGSS 2010微观调查中个体是否有金融投资、以及2010年人口各地区人均存贷款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情况，验证了儒家文化对于近代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而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长期影响。
陈教授最后总结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远古根源：中国选择了基于血缘家族秩序解决人际跨期风险互助、资源配置，将注意力放在礼制上；而西方选择既依赖血缘家庭，但更依赖血缘之外的社会组织，包括宗教教会和后来的市场，尤其是基于法人公司进行跨期合作。由此，催生出超越血缘的诚信制度。儒家只基于宗族实现人际跨期风险分担与合作，阻碍了中国的超血缘制度的发展，结果使金融缺乏发展的文化体制土壤，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
陈教授讲座幽默风趣、形象生动，同时又对大家具有深刻启发，在场师生认真聆听，陈教授就“儒家所代表的宗族与金融所代表的市场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金融发展差异”“王道与孝道”等问题与在场师生积极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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