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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教授沈亦文:2020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9-11-22 MBA中国网1160
导读

沈亦文:全球现金管理贸易与供应链金融领域专家,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教授,在跨国银行拥有20年企业融资产品营销及研发管

 沈亦文:全球现金管理贸易与供应链金融领域专家,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教授,在跨国银行拥有20年企业融资产品营销及研发管理经验的资深银行家,具有国际视野、战略胆识的创业企业家,金融专家与教授。先后在澳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和花旗银行担任多领域的资深管理职位,为民生银行、建设银行、苏宁云商、ZARA、惠而浦、雀巢等大型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顾问解决方案。

2020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局面。如果体制改革不能突破,经济结构调整仍将举步维艰,出路有限;而来自外部的多元化压力仍将持续,将会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1. 经济将持续疲软,增长将持续乏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将很可能一起失速:

1)出口疲软早已是不争之实,中美贸易战更是雪上加霜。

20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将持续,美国会持续给中国施压,以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用大量财政收入来补贴出口的政策已难以为继,无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已捉襟见肘,而该政策除了给本已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仅有一点糊口的机会,根本无助于改变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政策早已饱受内外诟病,并成为美国佬证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与不公平竞争的把柄。靠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更是饮鸩止渴之法:它不仅无法持续,反而会导致资本外流与外汇储备的大量消耗,而一旦资本外流加速,国内虚高的股市房市泡沫恐难逃一戳即破的命运,将成为推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多米诺骨牌。相比而言,通过一带一路政策以产能输出换取当地资源,也许是维系出口规模的唯一机会。

2)投资引擎早已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大搞基建,靠投资拉动经济,依赖的都是土地财政和高额负债。中国56个省市,除了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其余省市的财政收入全部处于严重入不敷出的状态,只能靠中央财政与地方负债来维系。随着中央严控地方负债,这些债务高企的地方政府生存都难,更不用说有钱投资了。

3)消费并非是救命稻草。

消费增长并不仅仅需要消费升级与供给侧改革,更需要一个基本条件:老百姓兜里要有钱。问题是,老百姓兜里真的有钱吗?在巴黎香榭丽大街抢购名牌包包手表、一掷千金的中国人,只是邓公所说的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广大的老百姓。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拿着外国的护照或绿卡,留下的是一个财富分配极其畸形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有钱人在快速逃离,剩下大批的平头老百姓在两高一低(高通胀、高房价、低收入)与三座大山(养老、教育、大病医疗)中苦苦挣扎。在国进民退、去杠杆的浪潮中,大批中小企业在死亡线上挣扎,城市里的老百姓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何谈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至于广大的农村人口,政府如能帮助他们尽快实现温饱和基本的社会保障才是正道,而失去了城市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拉动,第一产业也必然会举步维艰,没有产业拉动的农村扶贫是注定不会成功的,更遑论消费升级了。

2. 债务高企,坏账激增,从2018年去杠杆到2019年再次放水,2020年央行货币政策将进退两难:

1)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债务体系:地方政府靠债务来拉动投资建设;企业为了谋求迅速扩张、做大做强,借助银行信贷、资管、发债、上市甚至民间借贷等手段,背负了大量的债务;平头百姓面对高企的房价,咬牙负债买房,沦为房奴,资产纸面价值不断增加的背后,更是“百万负翁”的无奈与脆弱。根据穆迪的评估数据,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达到GDP的45%,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甚至居民债务都可能迅速传导到中央政府。2018年开始的去杠杆政策原本是为了减少过度的投资开发,以及严控对过剩产能领域的投资,但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却成了一刀切政策;无论是资管新规还是去影子银行,都导致了实体经济大面积失血,并引发债务危机。相对银保监会披露的不到2%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外媒的估计则是34%,即超过50万亿的坏账总额,而且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不良率还会迅速上升。面对如此巨额的债务,不放水会引发债务危机,放水则是饮鸩止渴,央行的货币政策已是进退两难。

2)央行要面对通胀通缩可能同时出现的双重压力:通胀压力不言而喻:2018年人民币M2总量余额则大约为183万亿人民币,是中国2018年GDP总量(90万亿)的两倍以上。不断暴雷和低迷的股市债市早已无法消化巨大的资金,唯一能消化资金的楼市也随着楼市宏观调控政策失去了吸水池的作用。大量资金没有出路的背后,一方面是流动性泛滥,银行大量贷款放不出去;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中小企业融不到钱,老百姓则是生活承压、消费无力。虽然央行一再强调其货币政策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但显然缺乏控制通胀发散危险的良策。2017年底开始陆续推出的供应链金融政策的确是建渠引流的有效手段,但受制于中国封闭垄断僵化的金融体系,其落地效果困难重重,只能说是叫好不叫座,对于整个社会上庞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是杯水车薪。

3. 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空间都很有限,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1)美中贸易战远未结束,而是正在发展成为国际新冷战,它将改变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向好的预期与信心,而香港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则更将雪上加霜。

2)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与美元加息推动美元不断走强,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金外逃的风险正在持续加剧。在海外,美元走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四处显现:阿根廷是第一个爆发金融危机的,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而捷克、乌克兰、波兰也已站在风暴口上,分分钟有可能跌落悬崖。中国呢?央行的外汇储备安全线在2.5-2.8万亿,而现在已经跌破3万亿了,央行手里的子弹并不多。强势美元引发的资金外流对中国经济是致命的,强势外汇管控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手段。2020年中国经济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许多年来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累积的社会矛盾与体制束缚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而实现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没有数十年人才、文化、体制、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与积淀,恐怕只能留于口号而已。

诺贝尔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对于中国接下来的转型改革曾给出如下忠告:

政权需要服从法治;不遵守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去除所有加在国企身上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这才是市场的活力所在;是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对于体制改革,这一代的领导人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而体制不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危机问题是无解的。

目前唯一有效的,依然是强大国家机器维系下的行政干预与高压调控政策。然而谁都知道,这些方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反,它只会把原本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从而失去自我变革救赎的最后窗口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以下几点,虽然无济于大事,却可以使我们尽量免于危墙之险:

1)请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并建立应急预案:

如果你是企业家,请别再重资产了,并立即关闭所有的非盈利项目,尽量降低自己的负债率,保持足够的现金来应对还贷的压力和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如果你是打工仔,别再吃光用光了,也别再继续投资房产了(刚需自住除外),多增加些存款,因为接下来很有可能要过苦日子了。无论是谁,都有必要做个压力测试并建立应急预案:如果接下来的1-2年,你没有任何收入,而成本与负债仍然需要承担,你兜里的现金能支撑你的生存吗?

2)远离股市、楼市和理财:

股债汇三市全杀是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而三市全杀的现象在国内已时有发生,只是还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股债汇三市暴跌无可避免;于是股票爆仓的、债券违约的、房价暴跌的、资金外逃的,将充斥在我们周围。但愿你不是其中的一员,因为它会瞬间吞噬你所有的资产。届时,现金为王的道理你会比任何时刻感受都要深刻。所以,远离股债汇房,抓紧时间变现吧。

3)尽可能增加境外美元现金与美元资产,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于饱经战乱沧桑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应该深谙此道。然而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以及强大的外汇管制与行政体系,使得真正居安思危的老百姓并不多,更不用说是否有能力建立海外资金渠道,实现资金与资产的分散配置了。中国的企业家与中产阶级其实非常需要抓紧时间配置海外美元资金与资产,他们有一定的能力与渠道,只是要抓紧时间付诸行动,尽管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但早做好过晚做或不做。而那些先知先觉的超级富豪与社会精英,早已将巨额资金留存在海外,一旦危机来临,他们只需一张机票,就可以扬长而去,把一地鸡毛留给陷入绝境的老百姓。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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