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危机前,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分别是各自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而且中美还分别是全球经济供需两端的重要因子。客观讲,危机前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大缓和(高增长、低通胀),与中美供需之间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密切相关。但本次危机之后,中美内部均发生巨大结构性变化,例如:美国人已经改变了过度消费,美国家庭净储蓄率已由危机前的2.5%升至7%-9%的水平,而中国人消费需求开始提升,同时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开始快速上升,已由危机前的17%升至50%以上。因此,从中长期而言,依照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将是必然的。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处于工业化3.0的尾部,作为该阶段工业化强国的德国虽已于2013年提出了工业4.0,但工业化3.0的红利衰减还将对德国持续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德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其出口的制成品比重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至16%,平均降幅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再例如,德国对华的进出口增速自2018年就持续处于下降趋势,至今年则已连续数月为负增长。
与此同时,互联网覆盖度的大幅提升,使得民粹主义下的很多局部负面情绪通过网络瞬间蔓延为全局矛盾,而且在情绪传染过程中,还被很多噪音信息所强化。例如包括西班牙加区独立公投、法国“黄马甲”运动、智利地铁票涨价引发民众抗议等社会骚乱事情中,互联网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最近因上调油价而起的伊朗社会民众抗议事件中,伊朗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首先就是切断境内互联网。但鉴于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简单的断网只会激发更广范围社会民众的不安和不满。
今年以来,制造业下滑、贸易纷争继续、收入分配矛盾激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凸显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所以今年3月份之后,全球货币政策再次同步宽松,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近60%的央行采取了降息等宽松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最多有近80%的央行实施了宽松政策。但与当年不同的是,各国在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耗用了很多政策空间,由此严重制约了各国再次宽松的政策实际空间,从而会削弱市场对于央行的信仰。再考虑到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逆潮在短期内只会强化、不会弱化,因而当前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能否被遏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