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君子知道”复旦大学EMBA人文商道讲堂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从哲学角度解读疫情下的艺术。
袁新教授认为：疫病的高致病性和致死性使得它不仅只是人类身体的一种疾患，它还有隐喻的性质，会导致人类精神的疾患。疫病有一个复杂的政治结构、道德层次、社会象征和人性的逻辑。怎样把哲学的认知、深刻的思想用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要完成的使命，让人们认清苦难并从中得到升华，最后达到对生活的超越，从而赋予勇气和力量。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与艺术哲学、伦理学和文化理论等。出版的主要著译著有：《美国的精神文化：爵士乐、橄榄球和电影的发明》(商务印书馆)、《理性与洞识---东方和西方求索道德智慧的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主要论文译文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思想再探索》等数十篇。
以下为根据讲座整理的主要内容。
01以生命至上原则，科学地看待疫病及其隐喻
新冠病毒感染了一部分人群，但是从精神上疫病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每一个人，特别是禁足后。网络上的各种意见、争论、追责，大家或多或少都看到过。疾病并没有带来让人们平静思考问题的力量，而是产生更多烦躁的心理，这样一种影响投射到网络上就形成了互怼、撕裂，让人更加难受。什么能让我们认识到疾病对人体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影响，同时又能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力量，让我们的心灵感到些许安宁，让我们不那么烦躁?我想只有艺术了。艺术是能够思考的，同时它又是感性的，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力量，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谈疫情时刻的艺术。疾病带来死亡，这是一种苦难，艺术要做的就是超越苦难。在疫情时期，艺术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对生命的认知，以及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疫病有其隐喻性质。疫病和其他疾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最高等级、易感性和致死性，这让它和战争、饥荒一起，被认为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性力量。美国著名哲学家、女性主义思想家苏珊·桑塔格在其所著的《疾病的隐喻》中，反思了诸如肺结核、癌症等疾病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隐喻化成为政治结构和道德层次的意象，揭示了人们在看待世界时的隐喻性思维方式。而疫病比肺结核、癌症更厉害，它使所有人都置身被感染的风险中。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特效药或疫苗，它正在大规模地威胁着人的生命和健康，加之其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对疫病的治疗往往超出了病理学、医学的范围，它还需要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加入。
哲学考虑总体性反思，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比较冷静全面的思考。我们会在某些时刻看到来自某些人的反思，这样的反思是不够的，最后答案需要所有反思的组合或者加总，才能对新冠病毒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后果，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于疫情基本的思考，我们要记住：新冠病毒引起的疫病，必须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它，不能泛政治化。对于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疾病的处理涉及到社会管理能力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要少出门、戴口罩。美国当地有些人抗议说没有自由了，确实有很多人因为禁足失去了工作。尽管是身体上的疾病，但它一定会带来非常复杂的社会性问题。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伦理问题、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涉及到心理问题，长期禁足、隔离使有些人精神上受不了崩溃了。
苏珊·桑塔格写到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生命至上原则。首先保命，生存最重要，尽可能消除和抵制隐喻性的思考。我们之所以说哪个国家做得好，哪个国家做得不好，这背后有一个最终标准，就是生命至上的原则，这实际上是跟整个人类“生存第一”的原则高度相关。当我们在评价各国的防疫工作时，可以从经济指标，也可以从尊严、正义、伦理来考量，但对于现代伦理学上来讲最根本的，或者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最至高无上的标准就是生命第一原则，也是根本性原则。可能为了救人、为了阻断病毒传染，被要求禁足、隔离，有些人会觉得自由受到了限制，把他送进酒店隔离了他还要跑出来，但是这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存在，有些东西要退到第二位的标准。所以要在不同层面和层次来理解关于隐喻，以及思考作为隐喻，它的边界在哪里。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鼠疫》中写道：“能够战胜瘟疫的，只有人类的正直诚实。”有些人后来借用这句话来抨击信息遮蔽或掩盖事实，这种是比较粗糙的考虑。真正的正直和诚实，加缪这里讲的并非信息的畅通或者透明性的角度。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这是一个身体的疾患，在生命至上的原则下，我们无法考虑更多的问题，要尽可能消除和抵制隐喻性思考，用人类正直和诚实战胜瘟疫，要求我们回到对瘟疫的本源性理解和直接性经验上。
02对待疫情的三种态度
民众面对这种影响到国家、民族、人类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时，会出现三种层面的态度，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判断，要在这三种态度里面进行甄别，否则混乱的讨论只会加剧撕裂，达不到对问题产生真正的共识和分析。
01民众的态度。
无法要求民众有非常复杂的知识结构以及对信息的完全充分掌握。民众所产生的看法是基于其个人生活的经历甚至道听途说，没有更多复杂的研究，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以情绪的表达宣泄为主，这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事实真相，更不可能代替理性的分析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对策。
02知识分子的态度。
知识分子的态度比一般民众的态度要理性，而且自有一套基本理论的支撑，也有基本的价值立场，还有基本判断的标准，所以会比一般民众对事物的看法要深刻，更有穿透力和说服力。但其局限性仍是很清楚的。他们对事实本身的对错，以及信息真假的分辨可能在其整个对事物的判断里面，考虑得不够。他们不在场，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论、立场和逻辑给出一个结论。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表明自己的判断或结论是在什么样的逻辑前提假设下得出的，如果说这个分析前提有变化的话，结论也要审慎地去修正。
03专业主义的态度。
公共卫生事件首先是一个医学科学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科学的、医学的态度放在前面，而不是轻信谣言。专家、科学家的话里有很多专业术语，会比较枯燥，但就可信度来讲，你必须要听这些专业人士的。他们会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这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然而目前的困境在于，民众认为自己是专家，而专家把自己变成了民众，而反思要么交给了任务明确的主流媒体，要么交给了来历不明的公众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撕裂和对立，让人们感觉到长夜漫漫、苦海无边，这是最不好的情绪。
图源：《财经》
03艺术为何：疏解苦闷、抚慰人心
要解除那些烦燥、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郁闷和惶恐，艺术是一个最好的思考工具，甚至不是一种工具，而是疏解对人类的、人性的或者生活方式的关照。
在这次疫情当中，《圣母颂》等一些古典乐让身处恐惧的人们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希望和光辉，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是疏解人性和生活中负面因素的一个关照，给予人类安慰和力量。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人类除了有自然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需要沟通，需要被理解、认可。如果说自然存在是我们的身体和世界的关系，精神存在就是我们的心灵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一、哲学的关系
哲学关系就是我们和自然的存在达到一种认知、一种接触，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主要是用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思想和世界建立一种关系。
二、科学的关系
现在我们的科学涵盖了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医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这些也是我们的心灵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存在和世界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有了科学知识，掌握了自然的一些事实，然后用人类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生产。
三、伦理和宗教的关系
这是价值和信仰的关系。伦理和宗教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心灵世界有关系。伦理主要去处理个体和其他人怎么相处，和其他人怎么相爱。宗教关系主要就是信仰。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四、艺术
艺术就是情感，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动物可能也有类似情感的东西，比如宠物猫和宠物狗与主人之间的感情。但这种种情感是没有形式的。艺术要把这种情感上升为形式从而表达出来、书写出来，形成音乐、绘画、电影、戏剧、舞蹈等等。
阿多诺的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常常被人引用，似乎直指在苦难之后，谈论艺术是野蛮的行为。事实上，阿多诺的判断是有时代背景的，正是当时追求审美艺术的德国，干出了灭绝人性之事，而且在大屠杀时，依然带有一种病态的“理性”，带有一种“文明”的伪装，非常荒谬。所以阿多诺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过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艺术，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都要打上一个问号。那些纳粹军官都在听那样的音乐、朗诵那样的诗歌，在去歌颂生活的美好，就等于用凶手的刀在受害者的墓碑上刻下了残忍的纪念。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写诗吗?那样的诗歌不再是文明的象征，而是野蛮的打手。所以，阿多诺说“写诗是野蛮的”。
与阿多诺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德语诗人保罗·策兰写下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叫做《死亡赋格》，直接去描述大屠杀的痛苦经验。阿多诺看了这首诗后就改变了他了想法，因为那样的诗歌表达的是一种灾难，表达的是这种灾难里真正让人类痛苦的东西。
我们的精神存在就是要追求真善美，但如果精神存在只停留在大脑里面还不够，那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构成了哲学、科学、宗教伦理和艺术，再把这些东西通过创造性和生产性把它呈现出来，这个时候这种生产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04艺术何为：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
苦难一开始是呈现在我们身体上的感受，要把这种自然的感受上升为一种人类的情感，把这种自然的感受精神化(把它赋予价值)，那么这种疼痛不再是疼痛，它呈现为痛苦。疼痛是肉体上的，但是痛苦就变成了精神上的。我们只有真正进入到一整套艺术世界的创作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地去完成自然感受向人类情感的转化。
从自然情感的精神化、形式化，到文学作品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创作者需要真正进入到了生活、世界和人性等复杂的层面。艺术既然是精神和世界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表达，那么这个创作人的精神最终要实现的是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追寻。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旧热爱生活。”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要让我们认清生活的那种苦难，然后达到对生活的超越。怎样把一种哲学的认知，深刻的思想用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表达得好，这就是艺术要完成的使命。
艺术的意义在于描绘人生的悲剧，或者是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悲剧，然后从这种苦难里真正得到升华，认清生活的真相，达到最后的超越，从而给予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比如，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的著作《棱镜》、犹太裔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都是此类艺术作品。
毕加索《格尔尼卡》
其中，加缪的小说《鼠疫》，跟我们新冠病毒的影响颇具相关性。加缪曾说：“真正的生活是在撕裂内部出现的，生活就是撕裂本身。”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深刻的认知，我们就不会那么烦躁、焦虑、恐惧。如果说撕裂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做的是弥补这个撕裂本身。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获得胜利，而是在苦难之中找到生命的力量和心的安宁。要深刻地洞察阳光后面的黑暗与阴影，黑暗和阴影并不能笼罩一切，你还要深深地热爱光明。
“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
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
固执地迎向幸福。
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
而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
拥抱当下的光明，
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
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这是加缪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反省。
其实艺术就是记录人类的苦难。高兴的事情很容易被记住，人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苦难，而人类能从苦难中汲取力量，也只有征服和超越苦难才能面对人类的未来。通过艺术的形式和手段把苦难升华，才能超越苦难，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最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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